——記著名學者、康巴學專家杜永彬
杜永彬在北京的家中近照。
通過一本書，很多人知道了杜永彬，知道了這個從瀘定的山水里走出去的藏學家。
《喇嘛王國的覆滅》是國際藏學界公認的一部學術名著，該書作者為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和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杜永彬是第一個將該書翻譯為中文的藏學家。
該書的翻譯和出版在圖書出版界和藏學界引發(fā)了“喇嘛王國現(xiàn)象”。該書中文版自1994年出版面世后，在1995年一年之內(nèi)兩次再版，并在1995年和1996年連續(xù)兩年登上全國暢銷書排行榜。該書引發(fā)的研究、關注藏文化和歷史的熱潮延續(xù)至今，它波及的范圍早已越過了藏學界，走向了民間和大眾。
如今，杜永彬仍然孜孜不倦地沉浸在自己的學術事業(yè)之中。迄今為止，杜永彬已出版了上百萬字的譯作，并在核心期刊發(fā)表藏學論文若干。
■記者 唐闖 文/圖
在艱苦的歲月中把書當飯吃
杜永彬走上藏學研究之路，頗費了一番周折。這當中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從瀘定到成都，再到安徽，然后重返成都，最后到達北京，杜永彬的人生路線有些曲折，卻始終按照一個方向前進：把書當飯吃，視學問為宗教。許多年來，就像夾雜著瀘定腔的普通話難以更改，杜永彬讀書、治學的熱情始終沒有變。
杜永彬讀書的熱情來自那個吃不飽穿不暖的年代。
杜永彬出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那個年代，舉國上下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杜永彬的童年生活少不了挨餓受苦，每天，清湯寡水的飯菜能把人影子照亮。在又苦又窮的生活中，杜永彬半農(nóng)半讀，既要打豬草、上山砍柴、下河撈水柴，又要搶時間看書。
杜永彬的父親常年在關外掙錢養(yǎng)家，不管家里再苦再窮，他一直鼓勵子女好好念書，他告訴兒女們：只有讀書才是出路。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無數(shù)人看到了改變命運的希望。那一年，父親那番讀書改變命運的話在現(xiàn)實中得到印證。
那年月，無論是中專生還是大學生，國家全部包分配，只要能考上一所學校，就有了鐵飯碗，就能離開農(nóng)村，去縣城，去更遠的地方。為了將來有個出路，杜家8個兒女發(fā)奮讀書，現(xiàn)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饑餓感變成了動力，讀書就像在畫餅充饑，饑餓的人撲上去，飽餐著未來。
在幾姊妹中，杜永彬的學習成績最好。杜永彬至今記得，讀初中的時候，在一次政治考試中，自己拿了100分，但學校說政治不能打滿分，這是從來都沒有的事。于是，杜永彬的政治成績變成了99分。初中畢業(yè)，杜永彬以全縣第9名的成績考入瀘定縣三校聯(lián)辦的重點班，這個班集中了全縣的優(yōu)等生。
進了重點班，杜永彬繼續(xù)把書當飯吃。
起初， 沖著“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杜永彬毫不猶豫選了理科，但啃了幾天理科教材，杜永彬很快后悔，他發(fā)現(xiàn)自己對文科更感興趣，成績也比理科好一些，但選文科要冒風險。
選文科就意味著自己必須去另一個非重點班讀書，而且念文科也意味著將來可供選擇的學校和專業(yè)相對較窄。同時，選擇讀文科有點逆流而上、“不合時宜”的感覺：在那個年代，國家對理工科的重視遠遠超過人文類學科。國家呼喚更多的人才，尤其是男生報考理科類專業(yè)，為社會建設添磚加瓦。在很多人心里，男生讀文科有點像張飛繡針。學校里，大家都在埋頭研究數(shù)理化，杜永彬卻堅持己見，去了人影寥寥的文科班，埋頭于他喜愛的歷史和地理科目，那身影有點落寞的味道。
1979年7月，“文革”后，全國第三次高考開卷。最后，分數(shù)公布，杜永彬成為當年全州的文科狀元，被四川大學錄取，就讀歷史學系。在一考定終身的年代，一旦選擇便沒有了更改的余地，杜永彬頭也不回，走進了川大，告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回憶發(fā)生在少年時代的這一切，杜永彬說，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也因此與書結下緣分，最終成為了一個以讀書、寫書為生的人。
特殊氛圍讓他走上學術的道路
杜永彬走進川大，一學期后，80年代拉開序幕。
充滿理想主義氣息的年代迎面而來，人們朝氣蓬勃，躍躍欲試，憧憬著未來。大學校園內(nèi)，文化以及學術氣氛開始活躍，經(jīng)歷了“文革”浩劫的人們在呼喊：把失去的時間追趕回來，讓知識和文化滋潤更多的心靈。
在時代的呼喚和影響下，大學校園內(nèi)，學子們被激勵著，大家滿懷理想，汲取知識和智慧的營養(yǎng)。回首大學時代，杜永彬說，自己趕上了好時代。在川大，杜永彬?qū)χR和學問的渴望，被讀書、做學問的濃厚氛圍進一步喚醒。
杜永彬不僅在專業(yè)課上狠下功夫，對比較薄弱的英語，他也絲毫不放松。在杜永彬的記憶里，不管走路還是上廁所，嘴里念叨的始終是英語；無論清晨還是夜晚，在路燈下，在圖書館，不少人捧著書，如饑似渴閱讀，杜永彬也在其間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時代以尊奉知識為貴，杜永彬以讀書為榮。
杜永彬說，把書當飯吃既是自己的真實寫照，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在那個年代，人們對知識、對書本的渴望仿佛一座火山，沉睡多年，瞬間爆發(fā)。
大學時代，杜永彬開始憧憬畢業(yè)后考取歷史專業(yè)的研究生，將來成為一名學者。畢業(yè)那年，杜永彬報考川大西方史學史碩士研究生，未被錄取。按照各地分配需求，杜永彬被分配到安徽財貿(mào)學院，財貿(mào)學院安排杜永彬教授中共黨史。
按計劃分配畢業(yè)生有點像訂娃娃親，被定親的人沒有選擇的權利，更沒有表達意愿的機會。杜永彬是個文科生，卻被分配到了一個理工科學校，教授的課程也與自己的專業(yè)沒多大關系。
如果只是為了找個鐵飯碗，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倒也罷了，但杜永彬的人生目標決不在此，他渴望在文化、學術氛圍濃郁的環(huán)境里，繼續(xù)攻讀，并在學術上有所成就。但在安徽，在蚌埠地區(qū)，除了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完備的礦產(chǎn)體系和各種工科學校，文科出身的杜永彬再也找不到可以培育自己理想的土壤。
對杜永彬而言，要在蚌埠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無疑是在鐵礦上栽種水仙花，幾乎不可能。思來想去，杜永彬決定離開安徽，回到四川，繼續(xù)考研究生。在安徽財貿(mào)學院磨蹭了兩年后，杜永彬考上了川大的世界近代史碩士研究生。然而，杜永彬的回川之旅卻又再生波折。
安徽財貿(mào)學院同意讀研卻不放人，提出以委托代培的方式，讓杜永彬去川大，畢業(yè)后仍然回財貿(mào)學院教書。眼看自己的一番努力就要白費，杜永彬心有不甘。情急之中，杜永彬“曲線回川”。他想辦法聯(lián)系上了成都財政管理學院，并在該校試講成功，并于試講當天拿到了調(diào)令，安徽財貿(mào)學院這才同意放人。
回到成都，由于種種原因，杜永彬還是沒能如愿就讀川大碩士生世界近代史專業(yè)，碩士生導師鄧文才惜才，在他的推薦下，杜永彬前往四川省社科院，就讀于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門下。當時，四川省社科院尚沒有資格授予碩士學位，由川大授予歷史學碩士學位。
就這樣，杜永彬一心準備考取歷史系研究生，卻走上了研究藏學的道路。命運的安排看似有些“荒誕”，卻又不乏合理之處。
早年，還在念中學的時候，杜永彬就對地理和歷史學科偏愛有加，考大學的時候，憑杜永彬的底子，他完全可以就讀地理系，而任乃強先生以地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享譽藏學界，杜永彬拜在門下，也算情理之中。在成都，杜永彬開始了自己藏學研究的生涯，他一如既往，把書當飯吃，特別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浮躁中按心的指引選擇藏學
1985年到1988年，杜永彬時常騎著自行車，穿過熙熙攘攘的人潮和喧鬧的街道，從青羊?qū)m到任乃強先生家上課。是年，任乃強先生已92歲高齡，面對第一次招收的研究生，任老恨不能將治學方法和一生的學問悉數(shù)傳授給學生。任乃強先生96歲逝世，一生只招收過一屆研究生，杜永彬成為任乃強先生的關門弟子。
談到任乃強先生對自己的影響，杜永彬說，除了治學方法，自己至今秉承著任乃強先生經(jīng)世致用的治學方向，而任乃強先生的治學精神則成為自己的精神圖騰，時刻鞭策著自己治學做人。
解放前，在交通極端不便，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任乃強先生三次深入康區(qū)，戰(zhàn)勝重重困難，步測手繪，進行實地考察，留下大量珍貴的第一手的學術資料，為后來研究康藏地區(qū)歷史的學者們開啟了研究之門。
杜永彬說，自己視學問為宗教的治學態(tài)度源自于任乃強先生。
承襲任乃強先生的衣缽，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杜永彬特別重視實地考察，重視學術與實際結合。1987年至今，杜永彬幾乎每年都要深入西藏及其它藏區(qū)實地走訪，進行學術考察，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杜永彬說，沒有田野調(diào)查，學術研究難以接地氣。
縱觀杜永彬撰寫的學術論文和著作，既涉及藏區(qū)的文化、歷史、人物，也涉及藏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現(xiàn)實發(fā)展，西方人的“西藏觀”、藏傳佛教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亦在杜永彬的研究視野之內(nèi)。杜永彬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能為藏區(qū)的社會發(fā)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進入2000年，杜永彬藏學研究的足跡向國外延伸，他多次受邀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意大利等國拜訪西方的藏學研究機構，參加國際藏學研究的各種會議，杜永彬藏學研究的視野得以進一步拓寬。2000年到2005年，杜永彬先后被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伯克利加州大學聘為研究員和訪問學者。
回顧這些年的藏學研究生涯，杜永彬說，前往北京，繼續(xù)攻讀博士生，并留在中國藏學中心成為一名研究員，成為了人生中的又一個轉折點。
1988年，下海經(jīng)商逐漸成為時代潮流，潛心學術、坐冷板凳已經(jīng)攏不住很多人的心，大家一門心思想著賺錢，爭著往沿海跑。在杜永彬身邊，同級的碩士研究生同學中，有不少去了海南，不再選擇搞學術研究。
是年，杜永彬剛剛完成碩士研究生學業(yè)，幾乎是在同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急需大量學術研究人才。揣著任乃強先生寫的推薦信，杜永彬還是有些猶豫：究竟上北京，還是該留在成都，或者棄文下海？
在人生的選項可能變得富裕的時候，未來變得難以抉擇。
歷經(jīng)一個月的思考，杜永彬選擇上北京，去藏學研究中心工作。杜永彬認為，藏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它的未來充滿希望。杜永彬的一位師兄也力勸其前往北京，師兄的一句話說到了杜永彬的心坎上：川人不出夔門，不知天有多大。
逆著全民下海經(jīng)商的潮流，杜永彬去了北京，去坐冷板凳，在別人眼里，那是件沒有油水的事，賺不了錢，也升不了官。到了北京，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工資很低，低到買一本書也要撓撓頭皮，在買書這件事上，物質(zhì)需求和精神需求天天在斗爭。
那個時候，杜永彬常常去圖書館看書、查資料，圖書館內(nèi)冷冷清清，杜永彬的身影有些孤單，對比80年代的學術氛圍，杜永彬心中時常泛起凄涼之感。杜永彬說，90年代初，不少高校甚至出現(xiàn)博士生導師招不到學生的現(xiàn)象。讀書、做學問，不再是熱門，它漸漸復歸平靜，變成了極少數(shù)人的事。
“學術是有尊嚴的，神圣的，要進行原創(chuàng)性研究，有時難免被冷落，但既然選擇了，就要堅持。”杜永彬說，那個時候，自己會時常想到任乃強先生，想到先生的治學精神，想到先生對待學術事業(yè)的一顆赤誠之心。
當周邊的人談論著賺錢和升官的時候，1998年，在北京，杜永彬在中國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時，杜永彬還隨中國藏語高級佛學院研究室主任聯(lián)波活佛修習了中觀典籍。
在此期間，杜永彬的語言能力進一步提升，在英語的基礎上，杜永彬逐漸學會了藏語、藏文和法語，為日后的學術研究再添基石。在北京，杜永彬還拜訪了很多藏學前輩，他的學術研究方向也逐漸擴大，時至今日，其學術研究不拘泥于藏學范圍內(nèi)，跨學科交叉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
如今，杜永彬的頭發(fā)早已花白，似乎早已過了激情燃燒的歲月，可在杜永彬家里，書房內(nèi)滿滿當當?shù)臅路鹪谡f：杜永彬仍然是那個把書當飯吃的人?，F(xiàn)在，杜永彬每月的工資是8000多元，拿到手是6000多元，在北京，這種工資收入并不高。
采訪結束的時候，記者為杜永彬拍下一張照片，照片上，杜永彬送上自信的表情，在他身后，滿滿的書柜仿佛是另一個世界的入口，杜永彬說，自己將繼續(xù)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