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2年03月09日
以梅卓的小說創(chuàng)作為例(下)
◎徐寅
“新女性寫作”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思潮之后一次本土化的探索，它是立足于新時代中國性別話語的現實探討與理論建構。
幾乎與張莉她們提出“新女性寫作”的時間相去不遠，藏族女作家梅卓在2019年9月完成了《神授·魔嶺記》的創(chuàng)作，在新作中，她再次站在藏民族的文化立場之上，對傳唱千年的格薩爾史詩進行女性特有的解讀與審視，在書寫著藏民族共同記憶的同時，用當代文學的形式再現了神話與現實的交融。梅卓的新作將目光投向民族文化的歷史講述，超越了時空界限，打破了現實主義的束縛，更加有力地回應著張莉等人提出的“新女性寫作”。
在民族文化中求索
在當代藏族女作家中，梅卓一直秉持著自己獨特的氣質與特征。早在1987年她就開始發(fā)表作品，率先涉足詩歌領域，尤擅散文詩創(chuàng)作。貴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梅卓散文詩選》，扉頁上寫道：“梅卓女士散文詩的結集出版，將使更多的人在單調重復的生活里忽然聽到來自雪域高原充滿人性和人情的呼喚?！弊憧梢娖鋭?chuàng)作的立足點和出發(fā)點。早期的梅卓，創(chuàng)作還略顯青澀，“雪域”“寺廟”等是她自我確證的標識,“虔敬”“溫柔”是她情感的歸宿。從1995年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石》問世，到后來的《月亮營地》，再到2019年的《神授·魔嶺記》，以及中篇小說《佛子》《魔咒》,短篇小說《麝香之愛》《出家人》等不同篇幅的作品，梅卓在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很快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對民族文化的堅守成為她創(chuàng)作的持久動力和源泉。
對于梅卓的民族身份而言，在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之初，她擁有的最大財富無疑是民族口頭文化傳統(tǒng)中的寶貴遺產。梅卓曾提到過，她的父母很早就離開了家鄉(xiāng)的草原牧區(qū)而外出工作，所以她的成長歷程中唯一能夠建立起與帶有神秘色彩的家鄉(xiāng)的聯系的，就是口頭傳承，通過家中長輩講述藏族史詩、神話、諺語等，她習得了滋養(yǎng)她文學創(chuàng)作的寶貴知識。梅卓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其實都是在漢文化圈中度過的，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她接受了各種漢語方言的熏陶，這直接導致了她在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有了以漢語書寫為主的自覺。當然，在同時具備文化素材和語言工具之后，梅卓的文學創(chuàng)作還需要一個契機——和母親回到伊扎草原。這片土地帶給梅卓的認識與情感上的沖擊，恰恰與潛藏在一個少數民族女性心中的創(chuàng)作欲望相碰撞，梅卓從那時起就暗下決心，要把對這片土地的感情訴諸文字。就像米蘭·昆德拉在被問及為何他的小說故事全部發(fā)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他總結道：“發(fā)現生命的前半部分對我們多么根深蒂固，這是非常有趣的。我們注定扎根于生命的前半部分，即使生命的后半部分充滿強烈而動人的經歷?！泵褡逦幕瘞淼恼J同感與自豪感，給予了梅卓寫作的動力，她則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及口頭文化滋養(yǎng)的獨特情感體驗，在文本內外開辟出藏族女性寫作的新氣象。
梅卓的作品，無論是現實還是歷史題材，都極富藏文化的魅力，努力尋找并再現民族文化精神成為她創(chuàng)作持之以恒的內在動力。后殖民主義理論認為，一種文化一旦處于邊緣，便不可避免地將處于弱勢地位，雖然這種文化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的話語權，但這種話語權往往成為被忽略乃至淹沒的“少數人”的聲音。梅卓正試圖利用自己的作品，將民族文化的聲音傳遞出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梅卓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與熱愛是從血脈中生長出來的，對它的呵護發(fā)自本能，充滿無可辯駁、不可動搖的自豪感、自信心。也因此，她對本民族的文化積弊深惡痛絕，對民族的衰落痛心疾首，總是給予尖銳的批判針砭，長歌當哭地呼喚民族振興”。從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石》開始，梅卓就立足涉藏地區(qū)，以藏族文化為敘事背景，緊緊圍繞藏族人民歷史的或是當下的生活狀況展開敘述，其藏族文化特征外在體現為四個方面。第一，作品中大部分出場人物都是藏族，無論從外貌特征、服裝配飾還是性格習慣上來看都有著典型的藏族特征，如《魔咒》中安多女子達娃卓瑪和她愛上的康巴漢子尼瑪才讓，各自身上具有所在地的鮮明特征，這說明作家在她的文本創(chuàng)作中給予筆下人物充分的關注，沒有脫離本族的文化特征進行創(chuàng)作；他民族的人物形象往往作為配角出現，甚至有些是對立角色，以輔助完成文本敘述，如《唐卡》中的張教授，嚴總兵、馬步芳等封建軍閥。第二，文本的敘事空間幾乎都在藏族聚居地區(qū)，或牧區(qū)或城市，即便一些具有現代意義的場所，如酒吧、歌廳，也都是藏族人開的，有濃郁的藏式風格，像“快樂酒館”那樣。所以，環(huán)境的渲染使梅卓的小說民族特征明顯。第三，作品中如天葬臺、風馬旗、寺院、喇嘛等藏族文化的特殊標識非常明顯，像《太陽石》中的太陽石戒指和木刻風馬，《珊瑚在歲月里奔跑》中的紅珊瑚，《出家人》中的木質念珠，《神授·魔嶺記》中的魔戒、圓光鏡等民族文化的信物更是在小說敘事中承擔起貫穿全文的線索作用。第四，文本中的敘事語言充滿藏式風格。梅卓雖然采用的是漢語寫作，但她充分調動了藏語思維，將史詩故事、格言、諺語、藏戲等內容融入人物的語言中，豐富了作品的文化性，如《神授·魔嶺記》借阿旺羅羅之口，大量再現了格薩爾史詩的演唱。上述要素體現了民族文化對梅卓的影響，使得她的創(chuàng)作具有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藏族傳統(tǒng)社會所形成的諸多文化觀念對女性有著重要影響，例如認為女性身上有某種不潔的東西，因而女性被限制參與佛事；在日常生活中，總是忙于烹飪飯菜的女性永遠無法取代男人成為大廚師，因為男性是飲食潔凈最基本的保證。在對待生育問題的態(tài)度上，藏族文化認為生育是女人的重要職責，不能生育的女人會受到歧視；然而即便是生育，因為藏族傳統(tǒng)觀念視生育為不潔凈的事，所以也只能在草房或牛棚中完成，而且剛生產的女人第二天就要繼續(xù)投入繁忙的勞動。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只能承擔播種、施肥、收割、擠奶、打酥油、上山砍柴、炒青稞、磨糌粑等體力勞動，而永遠無法承擔技術性工作。這些觀念上的束縛使得身為女性的梅卓渴望塑造獨立的藏族女人，超越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性別偏見，還原女性成長、生活的內在心路歷程。盧小飛等人在為西藏女性做口述實錄時發(fā)現，“西藏女性中的大多數人是沒有或者較少功利心的，眼花繚亂的世俗生活沒有迷倒她們，官場的八股和名利場上的虛偽客套，沒能演變她們，難得保留下西藏人文烙印下的那份純真”。面對世俗的紛爭，梅卓發(fā)現藏族文化在愛情方面顯得較少有束縛，因此她選擇在小說中通過愛情主題來展現女性的地位。在梅卓看來,女性不僅需要愛情，而且看重愛情，因為愛情，女性才會心甘情愿成為她愛的那個人的妻子。典型如《太陽石》，作家以桑丹卓瑪與嘉措、尕金與洛桑達吉、阿瓊與嘎嘎等多對夫妻關系為著眼點，強調藏族女性對愛情的格外看重。桑丹卓瑪面對常年離家的嘉措，尕金面對擁有情人的洛桑達吉，阿瓊面對部落滅亡的頭人嘎嘎，均仍然堅持維系著家庭，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家務勞動，同時照看老人、撫養(yǎng)子女，盡到做妻子的義務。這并不是對男權中心文化的妥協，而是在藏族文化影響下女性對愛情責任的主動承擔。同樣，藏族文化中的女性對于愛情欲望的表達也是積極主動的。在還原女性最原始、最簡單的愛欲時，作家沒有摻雜過多的情色描寫來博人眼球，而是盡可能客觀展現，如寫到長期獨守家中的尕金面對丈夫歸來時那種肉體的欲望。而在表現女性間對愛情的爭奪保衛(wèi)時，作家也直截了當，如尕金在得知桑丹卓瑪是洛桑達吉的情人后，表露出作為妻子的本能的諷刺與嫉恨。同樣鮮活的例子，在梅卓其他小說中也能找到，她這種立足民族文化立場的創(chuàng)作，擺脫了物化的人性，避免了男權中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她塑造出女性豐滿的形象和血肉之軀，在個人情感表達的過程中，讓她們勇敢訴說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非借助男性或通過男性的話語方式來言說，這是梅卓女性寫作的另一策略。
作為女性的反思
在對藏族文化與歷史關系的策略性建構之外，梅卓深入思考了本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特征，從口頭文化的繼承、傳播到文學書寫的開展，她善于借助歷史材料與民族口頭文化內容相互佐證，大膽想象，用發(fā)自肺腑的熱情書寫對雪域高原上女性的禮贊，試圖找尋民族文化中女性精神的寶貴品質并重建女性家園?！短柺分械纳５ぷ楷?、《月亮營地》中的茜達都是這種精神品質的代表。桑丹卓瑪對索白千戶的冷顏拒斥、對洛桑達吉的瘋狂熱戀、對丈夫嘉措的責任與義務，茜達敢愛敢恨地跟隨外鄉(xiāng)人云丹嘉措離開，這些無不是藏族女性自覺自主選擇的結果，梅卓用女性的實際行動重塑了傳統(tǒng)中總是默默無聞的女性形象。
正如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對歷史敘事的改寫“不僅再現了被湮沒的歷史、難以表達的精神創(chuàng)傷，而且還重新銘刻了黑人的身體，重構了黑人歷史記憶，為黑人建構自主、自信的主體精神清掃了陣地，體現了其身份認同策略和政治目的”，梅卓通過她的小說創(chuàng)作，改寫著女性在部落戰(zhàn)爭時期、解放時期以及當下社會中生存的面影，不僅還藏族女性以真實的身體和自主的意識，而且建立起關于女性表述的體系。她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消解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父性霸權，重建起一種基于母性的、情緒化的文化理念。
針對民族發(fā)展現狀，梅卓進一步做出了冷靜反思。面對現代性的沖擊，藏族知識女性不僅關注自身命運，更是對民族命運表現出獨特的關懷。有學者指出：“而對這些現象，人們大都早已司空見慣，常是習焉不察麻木不仁。而文學女性在以性別視角觀察和體驗生活，以現代意識和女性立場燭照素材時，會以超出一般人的敏感，從現實的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中格外深切地感受到身為女性所受到的來自生活方方面面的壓抑。”物質和精神是現代人生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對于藏族人來說，受傳統(tǒng)文化和宗教文化的雙重影響，他們具有重精神而輕物質的文化觀念，因此，梅卓才會將文學寫作看成一種“慈悲的事業(yè)”，以超越階級、性別、文化等差異的關懷來觀照藏族社會中的各類人群，疏離文化中心主義的同時，借助漢語書寫來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努力實現話語轉換，將處于相對邊緣的文化帶入主流文化圈。文化的融合與碰撞彌補了本民族文化不足的同時實現了超越，這體現為梅卓筆下關于精神的討論以及面對物質世界時所做出的有效反應。因此，梅卓的小說創(chuàng)作不是單純站在性別立場的頌揚，她基于民族歷史、文化等綜合因素考量，還原藏族女性的真實面貌，并通過民族性的考察、民族精神的凝練，反思當下文化發(fā)展的種種問題，這恰恰是新女性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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